中国女性地位正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赵晓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羡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经济大权；享受着男人的宠爱和关怀；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一切，在事事讲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的漫长阶段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短暂自豪之后，正呈现出“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并存的复杂面貌。

平等的表象

在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婚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

还好，历史总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爱国学子和民族精英致力于对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们强调婚姻应该自由，包括离婚和结婚都应该自由，经过努力，他们的一部分理想实现了。登报离婚、自由恋爱成为风靡一时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处的。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那个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妻儿要和丈夫划清界线，斗得婚姻家庭摇摇欲坠。这时的婚姻很多没有爱情的基础，要么是一种生存的简单联合，要么是一种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乡的知青屈从于当地的当权者，返城后为了生存又勉强组成家庭，这些跟感情没多大关系，都只是为了生计。所以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纷纷解体，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后，过去的妻子想找他复婚，孩子也来套近乎，他坚决不理睬，说:不外乎看到我的补发工资嘛。政治运动对亲情的泯灭和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对女性性征一次相当彻底、相当残酷的否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众前面指挥方向的领导者，从无绯闻，也不知是否结婚。而波浪般的卷发，那是国民党女特务的专利。

此一时期的女性，开始享有“半边天”的光荣，有了劳动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有了妇联的保护，有了国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权，有了“要武”的豪情。

女性权利的此次跃升，更多的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总体改善的副产品，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妇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块——思想，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

爱情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