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的当下

我们的社会习惯了跨越式的前进，我们已经迎来了“男色”消费时代。但年长些的人，也许宁愿相信一幅相反的景象。他们说，《血色湘西》，《集结号》，《太阳照常升起》里面的男主人公，个个粗犷、血性、义勇。

在采访中，我们要求被访者说出他们心目中的男性气概。并没有出乎意料，它们散布得很开:高大、绅士风度、责任、担当、冒险、体贴、关照、独立、自我、自信、勇敢……所有这些捏合在一起，还能集中在一个概念下，恐怕会让上一个时代的人恍惚。可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由于一场西方媒体早已注意到的性革命的席卷，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性意识和性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整个一代的女性开始主动地追求性的权利，感觉、运用自己的身体。这时，男性绝对支配控制的性形象也就慢慢动摇了。

“他不一定要主动，但能让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放松，他有发现别人，或者挖掘别人的一种能力。他有时候显得被动，但是实际上他很能激发女性的一些潜能，激发女性的智慧，我会觉得这样的男人很男人。”

据说，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更可能在街上拦住人问路。经典的解释是，男人把拥有信息看成是一种等级形式，拥有较多信息的人将居于等级的上层。他们不愿意问路，是因为不想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类似这样的知识，我们不再相信它们含有多少真正科学的内容。

弗洛伊德曾经黯然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科学中最含混的界定。我们发现，很难为男性气概下一个定义了。我们试图追溯一场嬗变，但却发现，就连它的内核，都居无定所。男性气概，抑或女性气质，究竟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看法。

尽管在我们身边，如果一个人性别界限模糊，或者越了界，仍会有人说他/她娘娘腔，或者男人婆。可是，那都不要紧了。重要的是，我们享有了不受别人干涉，按照内心意愿安排生活的自由——至少，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

当年陈道明抨击80年代影坛小白脸们模仿高仓健成风，就说，“你本来就是男人，何必故作男人状。”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张萤萤

在传统的性角色理论里，男性被定义为不像女人、追求成功、拥有自信及在性行为上处于主动地位，简称“阳刚之气”，然而男人的阴柔之美早已从娱乐业悄然渗透——远有F4，王子般忧郁的花泽类令所有女性为之心动；近有“快男”，年轻的小伙子们个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男孩也护肤、修眉毛、拍写真，他们身体力行地证明了“新男色时代”全面入侵我们的生活。

这首先让人振奋，觉得从一个社会角色刻板化的时代中解放出来，当然继而也让人感到发腻。但是，这一切感觉还来不及充分延伸，新一轮的浪潮又迎面打来。

2007年12月，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向媒体透露了他有关“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著名男影星形象”的调查结果，结果是李亚鹏、谢霆锋这样的中国帅哥成为西方女人眼中的丑男。

接着，电视、电影屏幕之上，突然又跳跃出许多阳刚强壮的男人，如《血色湘西》里的三怒、《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和《投名状》里的血性兄弟等。

似乎，阴柔的男色之美即使在流行工业中也正在被调整，而“阳刚”硬汉的形象正在回潮？

男性气概的多样性

不久前，性学研究者方刚的博士论文《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引起了诸多关注，很多人热衷于它的研究对象:男性性工作者。一时间，“人大博士生卧底夜总会”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标题。方刚公开身份，进驻深圳一家夜总会，与“男公关”们做了大量访谈。他并没有沿袭人们对男性性工作者“形容枯槁”的描述，而是将他们形容为“阳光”、“骄傲”，甚至是“人精”。

方刚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男色审美”潮流后，以“阳刚”为主导的男性气概的“回潮”，在他看来，性角色理论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概，其核心是“刚强”，由此演绎出硬汉、强者、粗犷、勇敢、事业成功、健壮等诸多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概，它从来都是主潮！那些阴柔的男性，从来都是少数、边缘人，构成不了冲击。”

“但这种支配性男性气概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类型的男性气概存在。”方刚选择男性性工作者来对男性气概做一研究，正是因为男性性工作者为考察男性气概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方刚引述国外学者康奈尔的学说，认为男性气概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被父权文化压制，只认同男性气概的一种表现，就是大男子汉气概，认为这样才是真男人，否则就是假男人，更甚者则为变态。”“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叫叶永志的学生，因为说话‘娘娘腔’，在课间上厕所时被人打死了，由此你可以看出，社会对于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个体，打压到了何种程度。”在这种压力之下，当事人也努力表演出阳刚之气，这也许并非他的真实欲求。

这种“表演”往纵深说，便是文化对人的塑造，甚至“性表现是塑造的，性选择是塑造的，性行为也是被文化塑造的。”方刚的观点颇有点社会文化决定论的意思。

事实上，方刚的个人经历也说明了社会对于个人性心理的塑造作用。

1968年，他出生于长春一个“黑五类”家庭。三岁时，其父因不堪忍受长期迫害，跳入炼钢炉，连骨灰都没留下。

“我从小是弱者，总是莫名其妙被打，我觉得我就是社会当中的女人。”所以，1995年，当方刚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的著作，他激动莫名，仿佛有什么与自己生命中的东西契合:“我觉得女性主义不是关于性别的，而是关于平等的。”

1994年，他的书《同性恋在中国》在大陆和香港发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纪实作品，引来争议一片，方刚于1996年不得不辞职离开天津，来到北京。

在北京，方刚陆续写了多部两性方面的社会纪实著作。2000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性社会学；2004年，方刚继续读博，师从潘绥铭。

2005年3月3日，方刚创办的“男性解放沙龙”在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正式创立，“男性解放”论坛同期开通。

方刚这样总结自己和父权文化的关系，“我在很多地方不符合传统父权文化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太感性、敏感、遇事有时会优柔寡断，不符合‘刚强’‘勇敢’这些模式。我因此而受到压力颇多。我个人的感觉是，作为父权文化的受害者，它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为此感到痛苦，特别是不能够按我喜欢的方式去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