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周丹进了律师事务所工作。工作上一帆风顺的周丹和大多数“同志”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身份。

父亲去世后，周丹和妹妹和母亲住在一起。2001年春节前夕，周丹的妹妹十分偶然地看到了他的同伴写给他的一封极其简短的书信，上面还画有图案：一支箭穿过两颗心。顷刻间，小姑娘震惊了——十多年来，在她的心目中，哥哥一直是学习的榜样。

震惊之后是气愤和不解。她立即打周丹的手机，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勾当。当时周丹正好在事务所，不方便向她解释和争辩。那一天妹妹频频打他手机，和他争吵，并恶语相加。

家庭会议一直开了一天，从白天到晚上。全家人都很激动，母亲和阿姨哭得稀里哗啦。母亲一边抹着泪水，一边自责道：“是不是妈妈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长这么大了，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你介绍女朋友！”

时间是抚平裂痕最好的黏合剂。几年过去了，周丹和家人的生活都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周丹的妈妈一两天就会打个电话给儿子：“吃过饭了吗？”有时还问问“小鹿（他的同性伴侣）最近怎样？好吗？”

另一个周丹

“我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的职业理想，不仅仅是把法律当作谋生赚钱的职业，而是希望要对立法、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作为“同志”权益社会活动家的周丹，是积极的，高调的，政治的。采访他的时候，几乎没有需要刻意回避的话题。然而，几次去周丹和他同伴同居的家中拜访，记者都会注意到，相册被倒扣在桌面上，印着主人图象的一对杯子被扣在了一起，在客厅精心布置、贴满照片的墙边一角，只有周丹一个人的照片。

自从四年前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了身份，周丹已经有足够的勇气生活在阳光之下。然而，他没有料想到，他这一勇敢行为给他周围人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我的同伴特别担心他的家人会知道，害怕暴露自己的‘同志’身份。为了这个，他常常会和我争吵。”

“圈子里的一些人现在一见我就躲得远远，因为和我在一起，无疑证明自己是个gay.”

周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传得更远更响亮，为此他一直保持着和媒体的密切联系。然而，周丹却有一个底线——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一旦我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里弄里的邻居、家人的同事会认出来，我也担心家人、同伴受到的压力太大。”

自2004年起，他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选修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到今年秋季，“周老师”将更加忙碌，该课程将对本科生开放。“我的课一早就已经报满了”， 他多少有些得意。

在复旦授课时，曾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质问他：“你不觉得同性恋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吗？是在传播疾病、毁灭人类吗？”

周丹平静地直视对方的眼睛，回答道：“我想说一句话，可能会令你不悦——将来，如果你有了孩子，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同性恋者。那么你会怎么去面对？”

中国同性爱大事记

1 1957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字第7929 号文的形式，做出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在该文中对黑龙江高级法院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2 1994 年张北川的著作《同性爱》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出版物。

3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中国内地同性恋者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

4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过去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5 1997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合作完成了《迎战艾滋病》，称：“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迫于社会的压力，隐瞒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

6 1998年1月，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的性社会学专著《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该书是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1992）的增补本。

7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恋问题，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

8 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对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